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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近14时,大家才陆续吃完午饭。趁着没客人上门,王雯跟记者聊了起来:别以为售楼员动动嘴皮子就能赚钱,其实每个人都得有几把“刷子”。有人会侃,天南地北、旅游购物,碰到什么样的顾客都能找到共同话题;有的待人热情,三天两头短信问候,感动得客人不掏钱不好意思;有的过目不忘、过耳能辨,一看人、一听声就能叫出顾客的名字…… 除了这些,他们同样要风里来雨里去。比如,从售楼部到样板房要坐看房车,高峰的时候一天往返二十几趟;从一楼到三楼光台阶要上下几百步;还未完工的小区里坑坑洼洼,一不小心高跟鞋就报废了。去年下半年行情不好的时候,他们中午就到光谷附近一些企业“守门”,等着员工午饭的时候派发宣传单;每天18时下班后还要开“夜总会”,分析客户来源、总结不足,开盘前后更是会忙到半夜时分。 16时,天暗了下来,记者离开售楼部时已累得不轻,可王雯她们还在忙着整理一天的客户资料。 体验手记 跟随王雯当了一天售楼小姐,在她身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认真。接咨询电话、接待客户、帮客户算账、一遍遍打电话回访和记录……一天下来,她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劳动,但客户回访本上的笔迹依然那么清晰。 销售经理陈凌说,售楼小姐收入其实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,一般月薪四五千元。记者感到,像所有行业一样,售楼小姐要想做好,除了技能外,认真、踏实才是最重要的。 中新社北京3月11日电 题: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:我就是来要钱的 中新社记者 孔任远 “我就是来要钱的!”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。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敦煌要钱,对樊锦诗来说不是第一次了。 “‘数字敦煌’没有完成,钱还得继续‘要’。”说起敦煌,这位在小组会上寡言少语的74岁老人陡然来了精神。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至今,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已为敦煌研究事业奉献49年,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。 自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起,樊锦诗的提案就没离过敦煌。“数字敦煌”便是她第一份“敦煌提案”中的构想。 “用数字技术模拟敦煌壁画,起初想法是永久保存敦煌石窟文物信息,供研究人员使用。现在看来,还可以制作虚拟洞窟供欣赏参观,分流一部分游客,缓解石窟开发压力。我们正在建数字展示中心……”樊锦诗站起身来,向记者比划着,“像天文馆一样。” 该提案很快得到了批复。“是温总理批复的。”“‘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应该得到重视!’”樊锦诗学温家宝总理的语气,一字一顿地说。 “‘数字敦煌’总共大概要2.6个亿(人民币),国家拨1.8亿,还要自筹。”樊锦诗伸出手来跟记者“算账”。2010年,资金终于到位,“数字敦煌”可以启动了。 为敦煌“要”到2.6个亿的樊锦诗依旧提着学术会议发的枣红色帆布包,装上一堆材料,来北京开会。这一次,她要为“数字敦煌”争取后续资金。 2012年3月4日,樊锦诗的“敦煌提案”再次获得掌声。接下来,樊锦诗一连几天拒绝记者约访:“没时间没时间,我的材料还没准备好呢。”这天,她笑盈盈地告诉记者:“材料交上了。”并表示,这一次“很有戏”。 除了要钱,政协委员樊锦诗还“救”过敦煌一命。2009年敦格铁路(敦煌至格尔木)规划出台,樊锦诗马上发现了问题。用她的话讲,规划中的铁路“就像一把利剑插入了敦煌古城的心脏”,“把敦煌古城的风貌完全破坏了”。樊锦诗在提案中提出另一条路线:“不能光批评人家,你得给人家出个招。” “我不会提自己不熟悉的提案。”在樊锦诗看来,好的提案如学术论文般严谨,“你要把事情调查清楚,有事实,有数据,有分析,还要有建议。” 做全国政协委员近20年,在她心中的提案只有一个,那就是敦煌。 有人问,樊锦诗的提案为什么总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复?她说:“不是我提案写得多么高明,而是敦煌的事太重要了。”“国家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敦煌需要重视保护,这是咱们国家文明古国的资源,它是有文化内涵的。为了更好地发展,必须要这么做。”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的一次记者会上,樊锦诗话语铿锵。 中新社北京3月11日电 (记者 邢利宇) 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特区政府原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11日在北京表示,重塑中国慈善事业公信力是当务之急。 他说,近30年来,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增长快速,国人的慈善意识相应提升。然而2011年的“郭美美事件”,彻底暴露出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与误区。 当天上午,何志平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,中国慈善事业发展,应遵循“五是”与“五不是”原则: 一、社会慈善事业是“救济式福利”,不是“权利式保障”。 “权利式保障”是一种基本人权,属于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权利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,必须要由政府负责。“救济式福利”是出于人的同情心与同理心,向政府未能够照顾、而又迫切需要被施以援手的弱势社群进行拯救,需要民间团体协助处理,是社会民间行为。 二、社会慈善事业是“社会投资”,不是“赚钱生意”。 很多慈善团体打着“慈善”旗号,将募集资金放入自己口袋,或扣除大量行政费用,变成“管钱的大吃大喝,没钱的没吃没喝”。违背辱没了捐赠者的良好愿望和仁爱之心,属不仁;侵吞扑灭了弱者的救济与残存的希望,属大不义。 三、社会慈善事业是“配合”政府,不是“对立”政府。 民间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,应是互补而非互斥。在中国实行的“低水平、广覆盖”的社会保障制度下,民间慈善力量是天然的可以对政府保障水平作出补充的力量,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保障力量的不足,提高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,理应形成互补配合关系。 四、社会慈善事业是救济“小众”,不是平衡“大众”。 慈善事业是福利而非权利。在国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安全系统以外,政府未能顾及周全的范畴下,部分人士没有得到政策的恩惠,就需要通过慈善事业来弥补政策的不足。 五、社会慈善事业是“阳光操作”,不是“黑箱作业”。 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公信力,用钱不当是当前中国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。社会慈善事业必须“透明化”,在“阳光”下运作,公开慈善款物的收支情况,包括善款筹集、管理、使用等信息,自觉接受监督,才能提升公信力,使大家敢于慷慨解囊。 “当务之急,是重塑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公信力,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,使之与国家社会保障计划相配合。” 何志平如是强调。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于宁: 各位委员,我代表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发言。我发言的题目是《关于提高我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的几点建议》。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体现着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。自1979年恢复建立以来,刑辩制度在维护国家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调研表明近年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过低,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%,有的省甚至仅为12%。全国律师已超过22万人,但2010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,有些省甚至不到1件,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案件。这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不相适应。分析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、刑事辩护制度发展滞后的原因,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条。一是社会对律师制度的功能作用以及律师的职业性质尚未形成共识: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包打官司,为了钱不惜替坏人说话;有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,认为律师参与诉讼会影响办案;有些辩护律师专业水准低,辩护效果差,特别是个别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形象,影响了人们对刑辩的评价。二是律师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,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和辩护意见不被重视的问题依然存在,律师遭侵权后救济渠道不够畅通,伤害了律师参与辩护的积极性,妨碍了辩护职能的发挥。三是法律规定的援助案件的覆盖面不够大。律师参与率低,使许多刑事案件的控辩严重失衡,一些案件公正难以保障。为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,我们提出以下建议:一、正确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律师的法定职责就是用辩护对抗指控,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让法官兼听则明,公正裁判,这体现着现代司法文明。无论服务对象是社会同情的弱者还是人们憎恨的“坏人”,无论是有偿服务还是承担法律援助,人们都不能苛求甚至指责律师。全社会尤其是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,对此都应有足够的认识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应在改善律师执业环境、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,提升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。二、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享有和行使必要的权利。辩护职能得以发挥,有赖于辩护律师充分享有并有效行使必要的权利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正案草案纳入了《律师法》的相关规定,解决了两法冲突问题,消除了律师行使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权的法律障碍,修正案通过后应及时实施,认真执行,让新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律师权利能够真正落到实处,让律师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依法及时得到救济。三、建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。为使法官开庭前在看到检察院移交的案卷材料同时,也能看到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,避免形成预断和偏见,以维持控辩平衡的诉讼结构,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十分必要。在开庭前的准备程序中,由审判人员主持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,没有向对方开示的证据,开庭审理时不得使用。四、对追究辩护律师伪证罪设定特别程序。依据刑法第306条追究辩护律师的违法责任,不宜由本案的办案机关单方做出裁断,可由办案机关提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如果法院认定该证据属非法证据,依法予以排除;法院认定辩护律师的行为涉嫌违法,可裁定剥夺该律师的辩护人资格,并交由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。五、提高律师职业素养。应进一步加强律师管理与培训工作,提高律师职业技能,提升案件辩护质量,强化律师职业道德,进一步完善惩戒制度,以提高律师的专业水准及道德素养。六、优化法律援助制度。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,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必须有律师辩护。我国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展,可以考虑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列为强制指定辩护范围。同时,还要由政府划拨专项资金,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偿标准;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服务质量标准,逐步提高法律援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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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委员,我代表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发言。我发言的题目是《关于提高我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的几点建议》。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体现着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。自1979年恢复建立以来,刑辩制度在维护国家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调研表明近年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过低,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%,有的省甚至仅为12%。全国律师已超过22万人,但2010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,有些省甚至不到1件,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案件。这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不相适应。分析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、刑事辩护制度发展滞后的原因,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条。一是社会对律师制度的功能作用以及律师的职业性质尚未形成共识: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包打官司,为了钱不惜替坏人说话;有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,认为律师参与诉讼会影响办案;有些辩护律师专业水准低,辩护效果差,特别是个别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形象,影响了人们对刑辩的评价。二是律师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,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和辩护意见不被重视的问题依然存在,律师遭侵权后救济渠道不够畅通,伤害了律师参与辩护的积极性,妨碍了辩护职能的发挥。三是法律规定的援助案件的覆盖面不够大。律师参与率低,使许多刑事案件的控辩严重失衡,一些案件公正难以保障。为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,我们提出以下建议:一、正确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律师的法定职责就是用辩护对抗指控,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让法官兼听则明,公正裁判,这体现着现代司法文明。无论服务对象是社会同情的弱者还是人们憎恨的“坏人”,无论是有偿服务还是承担法律援助,人们都不能苛求甚至指责律师。全社会尤其是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,对此都应有足够的认识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应在改善律师执业环境、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,提升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。二、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享有和行使必要的权利。辩护职能得以发挥,有赖于辩护律师充分享有并有效行使必要的权利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正案草案纳入了《律师法》的相关规定,解决了两法冲突问题,消除了律师行使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权的法律障碍,修正案通过后应及时实施,认真执行,让新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律师权利能够真正落到实处,让律师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依法及时得到救济。三、建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。为使法官开庭前在看到检察院移交的案卷材料同时,也能看到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,避免形成预断和偏见,以维持控辩平衡的诉讼结构,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十分必要。在开庭前的准备程序中,由审判人员主持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,没有向对方开示的证据,开庭审理时不得使用。四、对追究辩护律师伪证罪设定特别程序。依据刑法第306条追究辩护律师的违法责任,不宜由本案的办案机关单方做出裁断,可由办案机关提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如果法院认定该证据属非法证据,依法予以排除;法院认定辩护律师的行为涉嫌违法,可裁定剥夺该律师的辩护人资格,并交由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。五、提高律师职业素养。应进一步加强律师管理与培训工作,提高律师职业技能,提升案件辩护质量,强化律师职业道德,进一步完善惩戒制度,以提高律师的专业水准及道德素养。六、优化法律援助制度。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,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必须有律师辩护。我国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展,可以考虑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列为强制指定辩护范围。同时,还要由政府划拨专项资金,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偿标准;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服务质量标准,逐步提高法律援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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